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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一):我在美国布朗大学的学习经历

发布日期:2019-08-09 22:02   来源:未知   阅读:

  •   钱学森(1911—2009),浙江省杭州市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中的钱学森向前来探望他的时任总理表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钱学森多次这样问前来探望他的。此即“钱学森之问”。

      2009年9月,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时说:“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2010年5月,在视察北京大学时表示:“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十多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对钱学森之问的思索从未停止。在以下文章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马戎先生以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的经历为线索,详细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硕士生、博士生的录取、培养、考核、答辩各个环节各自在制度上存在的利弊,并就提高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出了殷切建言,包括:改革住宿制度、建立灵活的学籍制度、适当控制招生规模、建立能杜绝学术抄袭剽窃现象的机制、改革成果发表和学术评价体制等。

      马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族群关系、教育、人口迁移、边疆社会变迁,近著为《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人口迁移与社区变迁:内蒙古赤峰调查(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

      2005年7月2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探望病榻中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1911-2009)。

      2005年7月29日,时任总理看望病榻中的钱学森先生时,钱老向总理表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从2005年起,钱学森多次这样问前来探望他的总理。这是“钱学森之问”的由来。

      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目前我国的教育制度是不是一个能够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我国的研究机构是否具有能够使创新创业型人才发挥潜力、脱颖而出的机制。钱学森先生对于中国为什么没培养出顶尖人才的思考,已经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博士应当算是最高学历的高端人才。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重新组建综合性大学,一些大学开始恢复硕士和博士招生。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从1985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迄今已有30年,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1905年清朝“废科举,兴新学”,开始创办新型小学,逐步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到了1945年,西南联大等一批大学在抗战的恶劣条件下涌现出一大批现代科技人才,无论教师队伍还是优秀学生,可谓群星灿烂。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加上“文革”前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多年发展,“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的确发人深省。

      现在中国大学培养博士生的数量迅速增长,教育部制定的学校评估体制(是否有博士点,有多少个博士点)对此起到关键性激励作用。据说目前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人数已超过美国,但是必须承认,无论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还是理工医农等专业,我国大学与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距。21世纪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实力之争,实际上是人才、特别是顶尖高端人才之争。因此,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的质量问题成为当前中国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议题。

      在本文中,我将通过自己的求学经历以及在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的多年实践,比较中美两国在硕士生、博士生录取、培养、考核、答辩的各个环节,分析各自在制度上存在的利弊,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大学博士生培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够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改善提供一些借鉴。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推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始向欧美各国选派留学生。我是1979年入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硕士研究生。1981年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在国内选派留学生赴美学习,这使我产生去国外学习的愿望。1982年秋季,我幸运成为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研究生。

      美国大学的硕士生录取没有入学考试这个环节。要求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1)自己以往学习经历的各种证明文件、课程成绩单和英语成绩;(2)“学习与研究计划”,说明自己希望在美国大学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将运用这些知识开展哪些专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有什么学术价值和应用性意义;(3)两封推荐信。各大学研究生院和相关院系根据这些材料进行录取。

      国内的硕士生录取有全国统一的入学考试,4门考试中的“政治”和外语由教育部统一出题(各为100分),两门专业考试由报考院系出题(各为150分)。考生根据本专业教科书和以前历届考题进行考前准备,专业考试范围仅限于本学科基础知识。

      这种考试方法与中国大学本科生学习阶段即区分具体学科和专业有关。把这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美国大学要求申请者提交的“学习与研究计划”是相当个性化的。教师在阅读这些材料时,可以感受到每位考生的人生与学习经历、个人气质、思维方式和表述能力,可以考查考生对所报考学科的性质和使命究竟了解多少,可以预想一下这名考生的未来发展态势,看看他(她)是否具有成为一个优秀学者的志向和潜质。

      国内硕士考生在入学考试准备时,复习的主要是本专业基础教科书和历届考题的“标准答案”。一些学生也许入学考试成绩并不差,但入校以后发现,其中不少人对学术并无兴趣,既没有读过文学社科类基础名著,也没有读过本专业经典文献,缺乏基础知识也没有学术志向,完全不知“学术”为何物。他们报考硕士的主要目的,就是文凭,使就业路子宽一些,收入高一些。

      我们没有权利责备这些学生,因为他们在中小学时期几乎没有时间阅读“课外读物”,关注的只是考试,报考硕士的主要原因是本科生就业太难,他们希望得到文凭,而不是知识和能力。事实上,教育部也把扩大硕士招生作为缓解本科毕业生就业难的措施之一。从一个国家发展教育、培养高端人才的长远规划看,这是极为短视的做法。

      许多学生把报考硕士生、博士生和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写作当作一件件功利性的“工作”进行。他们备考是为了通过入学考试,选修专业课程是为了拿到学分,写论文是为了通过答辩和拿到文凭。每件“工作”的既定目标很重要,学习过程不重要,最后自己记住了哪些知识、有没有什么用处也不重要。拿到文凭后,如果找到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无关,他们可以把当年的教科书、专业书籍、学习笔记等作为不再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废纸统统扔掉。不少学生毕业离校前在校园贴小广告出售自己的教材、参考书和课程笔记。

      布朗大学位于美国东北海岸的罗德岛州,1764年建校,是美国8所著名“常春藤联盟”私立大学之一,在美国大学的总排名在前20名左右,是一所招生规模不大但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15-16名教授、2名秘书、1名计算机室管理人员、1名图书室管理人员,在该校各院系中是规模较小的院系。记得社会学系1982年那届有9名新入学的研究生,其中2名美国人、2名韩国人、1名英国人、1名马来西亚人、1名孟加拉人、2名中国人、1名中国台湾人,我来自中国内地。据说这届是人数较多的,前几年每届不超过6个人。把当时所有在校硕士生和博士生加在一起,全系研究生只有30人左右。与当前国内各大学相比,这样的师生比不可想象,在中国教育部评估体系中恐怕无法“达标”。

      国内各大学下属院系每年都有固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名额,这被认为是反映该院系学术水平和专业实力的重要指标。如果有一年名额没有招满,教育部就可能消减下一年的招生名额,或者在校内院系间进行名额调整,这是院长和系主任都不希望发生的“资源流失”。由于考生在各门考试中的成绩可能出现不均衡现象,例如专业课考试成绩好的考生可能外语不及格,所以每年在硕士生考试统一阅卷时,院系领导总要提醒阅卷老师们“手不要太紧”,尽可能让及格过线的人数多一些,这样各门都及格过线的考生人数才可能高于录取名额。所以教师们心里很清楚,这样的专业考试与判分是不严格的,考生们稍做准备就能得到一定分数。考试成绩公布后,对未来的考生如何看待硕士生入学考试和备考很难起到激励作用。

      被录取的硕士生无论是在心理成熟度还是学术基础方面的差距极大,有的很优秀,有的“未入门”。这对课程教学和论文指导带来很大难度。正是因为许多考试成绩及格甚至分数较高的学生入学后表现不理想,所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招生名额中本校“保研”比例占三分之一(本校的“保研”依据是学生本科期间各门课程的分数记点和“社会服务”业绩,开奖直播!达到一定标准就取得“保研”资格,在随后的面试中决定最后的录取人选。北大社会学系报送硕士生的录取分数结构:课程记点占60%,服务与科研10%,面试30%)。201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学术硕士的招生名额为30名,其中本校“保研”学生为10名,外校本专业优秀生推荐“保研”学生(也经过面试程序)为10名,向社会公开招生的名额只有10名。教师们普遍认为,与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成绩相比,选修本系课程的成绩和其他大学本专业的学习成绩,能够更有效地反映学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学习能力。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每年研究生招生名额不固定,外国学生通常带着各类奖学金申请入学,美国学生大多自己交学费,有的学生可申请“助教奖学金”(Teaching Assistantship)。这些带着奖学金或者自己交学费申请的学生,看重的是大学的教育质量和学术声誉。因此教授们只要保持并不断提高本系在学术界和美国社会中的学术声誉,就会吸引一定数量的学生报名,基金会也会保送学生,如果学术声誉走低,就会出现“门可罗雀”的现象。这体现的恰恰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竞争精神。

      美国布朗大学位于美国东北海岸的罗德岛州,1764年建校,是美国8所著名“常春藤联盟”私立大学之一。

      1982年我们这届新生入学后,彼此询问了各自的学习经历。有一名美国男生刚刚在纽约州的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1841年建校,2015年美国大学本科综合排名第58位)社会学系获得硕士学位。尽管他在那所大学已经修完社会学全部基础课程,但他和我一样选修了这届硕士新生的全部课程,而且他参加博士资格考试和博士论文答辩的时间都比我晚。我问他为什么重修这些课程,他在福德汉姆大学完成的课程学分和硕士学位为什么不能转到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并直接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他说除个别学校之间有合约外,美国大学不存在“转校”制度,他来布朗大学属于“重新申请”,录取后最多只允许转4个学分(美国大学一门课为1个学分),为了获得“常春藤”大学博士学位,他宁愿重修本系开设的基础课程。

      在布朗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生资格,学生必须通过本系的“博士生资格考试”(布朗大学叫preliminary exam,有些学校叫qualification exams)。参加这一考试的前提条件是选修本系开设的“社会学理论”(一)(二)、“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社会统计学”这4门课程的成绩必须都在“B”以上。这4门课程属于社会学专业学科基础,不包括在“博士生资格考试”范围之内。其他大学的社会学基础课程也许名称与布朗大学开设的课程相同,但是教学内容和深度存在差别,所以在其他学校选修这4门基础课程的成绩和学分不可转。虽然这名学生在其他大学已获得硕士学位,但只免除其硕士论文写作这个环节,在选课和参与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各项要求方面,他与新入学的硕士生完全一样。

      布朗大学下属各院系开设课程的内容与教学效果与一般大学相比可能存在差距。因此,要求来自外校的硕士生必须在本校重修硕士基础课程,这是保证博士生质量的重要一环。

      国内大学文科专业通常没有此类要求,只要硕士学习的是相邻专业甚至跨学科跨门类,都有报考某专业博士生的资格,理工科、医科的硕士生可报考文科博士生。同时,国内大学的录取院系只有博士生入学考试这一个真正的考查环节。国内博士生入学考试有3门(外语、两门专业考试),由于考试形式和时间(只有闭卷课堂考试)的限制,两门专业考试试卷所涵盖的内容有限,不足以全面了解考生的专业学术基础。因此,无论哪个专业背景的考生,只要把所报考专业的教科书背熟,熟悉前几届考题答案,就有可能顺利通过博士入学考试的笔试,这是我国许多硕士生未修相关课程就敢于报考非本专业博士生的主要原因。这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们看来完全不可思议。

      布朗大学各院系每学年指定(或推选)一名本院系教授作为该学年研究生指导教授(graduates supervisor)对学生选课进行指导,学生填写的选课单需要这位教授的签字,才能由系教学秘书正式上报研究生院备案。按照学校的常规,每个研究生一学期通常只能选修4门课。每门课程一周的阅读量都很大,选修4门课,除了周末睡个懒觉外,是完全没有休息时间的,通常都要阅读到深夜。

      但是回想起来,我从大量的文献阅读中得到极大收获。教师提供“课程大纲”的主要内容是每次上课讨论的主题和阅读书目,其中部分是专著章节,更多的是学术期刊的经典论文。每次上课之前,学生需要预先阅读“课程大纲”指定的3-6篇期刊论文或专著章节。这样算下来,一学期12周上12次课。一门课的阅读总量就有40-50篇论文,4门课相加是个很大的数目。

      通过几年学习期间大量文献的阅读,不仅可以使研究生了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方法的具体应用、重点领域的核心议题、各专题的经典研究案例,还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和论文写作规范,再加上各门课程期末论文的写作和老师的批注与评议,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基础性学术训练。

      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生课程,一是教师在课程大纲中提出的阅读书目通常较少,二是即使教师提供书目、学生除了需要自己在课堂上进行介绍的那部分文献外,对于其他大多数文献一般不去阅读,只是在课堂上听教师或其他同学介绍。这样的阅读量完全无法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课程相比。由于国内大学每届研究生招生数量较多,通常是几十个人同班上课,所以教师不可能对每个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考查。

      在布朗大学社会学系,三个人即可以开课,通常选同一门课的研究生为3-8人,教师在课堂上随时点名让学生对指定阅读文献进行评议,如果答不出来,在全班同学面前会十分难堪。尽管做不到对指定阅读文献仔细阅读,但是学生一定会提前浏览一遍,记住各篇要点并对教师可能的提问做些准备。

      国内大学对硕士生每学期的选课数目没有明确限制,也没有设专门的教师对学生选课(尤其是新生)进行指导。据我所知,有的硕士生一学期能够选9门课。他们考虑的是尽快拿到院系规定的全部学分,以便在后期阶段可以联系校外单位实习,为自己毕业后的就业做铺垫。考虑到学生的就业困难,研究生院没有硬性规定,导师也不便对学生的选课和校外活动过多干预。北京大学社会学的硕士学习为三年,有的硕士生一年左右就拿到了毕业所需的40学分[大多数专业课2学分,有些课程(如高级统计方法)4学分。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要求选修总学分18个学分(其中英语2-4学分,政治3学分)],这样密集大量的选课使学生迅速学够了要求的学分,但却无法掌握这些课程所要求的全部专业知识。

      由于自己英文水平很差,我在第一个学期睡得很少,全力应付各门课程的阅读和统计课考试。第1学期4门课的成绩一个A、两个A﹣、一个B+,期末收到社会学系的一封正式信函,表示根据第一学期的表现,认为我有潜力在拿到硕士学位后继续争取攻读博士学位。同届的一名马来西亚学生,成绩是三个B、一个C,没有得到这样的通知信,在两年内修够学分、完成硕士论文后归国。

      其实进入硕士阶段学习的学生未必都有愿望和潜力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在硕士第一学期结束后,对学生的学术潜力给一个评价,是一种很负责任的态度,等于对全体硕士生进行一个“提前分流”。对一些学习相对吃力的学生,系里明确告知不必考虑继续读博士,学生可以提前考虑毕业后的就业机会。对那些显示出学术潜力的硕士生,院系的这一评价,可使这些学生在此后的学习中更加努力,以博士生的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多选修课程,更刻苦地阅读文献和认真撰写课程论文,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关注学科前沿动态,这绝对有助于学生在硕士课程学习过程中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后的博士学习做好准备。我在硕士生两年学习期间选修了17门课,远超出硕士学位8门课的最低要求。

      中国大学的硕士学习阶段没有这样的制度。许多硕士生在学习期间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就业目标并不明确,对自己的潜力也缺乏判断。有的硕士生出于对就业前景的判断,直至毕业前不久才最终下决心考博士。由于前期学科基础并没有打好,他们在博士入学考试时成绩很难理想,即使侥幸被录取,之后的学习也极其吃力。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硕士学习没有明确学制,通常为两个学年,硕士生在第一学期通过与教师沟通确定论文指导教师。从第二学期开始,指导教师对学生提出选课建议,讨论论文选题。学生通常在第三学期完成论文初稿,在第四学期根据教师建议修改论文。如果学生已确定参加本系博士生资格考试,在第三和第四学期继续选课,指导教师对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因为导师和学生都把硕士论文设计和写作过程看作未来博士论文的某种预演。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课表中有一门课(“reading and research”)由指导教师每周一次与研究生定期交流讨论,时间约为一到一个半小时。学生汇报本周阅读的文献,回答导师的问题,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后主要对论文框架和内容进行讨论。这门课程计入教师的教学工作量,相当于正式开设一门研究生课程,所以,教师对学生论文的指导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很大。这种制度化的“一对一”深入指导,对提高学生的专业学术水平和论文质量十分有效。

      而在北京大学,教师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不计入正式教学工作量,学校人事部门、研究生院不予统计,只是教师所属院系在年终计算本单位奖金时会适当考虑。因此,教师在指导研究生方面投入多少精力和时间,完全取决于教师个人意愿,学校层面缺乏鼓励机制。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不安排答辩,由系学术委员会指定教师审读论文,如一致认为达到标准,由两名教师签字后上报学校管理部门,夏季毕业典礼时发放学位证书。硕士学位证书对就业有帮助,但是对计划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而言,仅仅是取得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的条件而已。据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朋友介绍,近来美国大学硕士学位教育越来越简化,完成学分后需写一篇论文,但要求不高。如果在博士项目中,学够要求的学分即可得到硕士学位。

      相比而言,国内大学对硕士论文的要求更严格一些,如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学习为三年,通常导师会要求学生开展一定规模的田野调查,而且有十分正规的论文答辩程序。

      这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思路。国内大学把硕士看作具有一定学术训练的专业人才,美国研究型大学更重视博士阶段,把博士作为高端专业人才(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等)培养,硕士只是博士的“预科”,硕士学习实际上是未来博士生的筛选审查期,有两年时间就够了,被淘汰的学生以硕士学位毕业并在社会上就业。目前国内不少大学把硕士学制调整为两年,把重点放在博士生培养上。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资格考试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本系社会学系开设的4门“专业基础课”的成绩都在“B”以上,二是具有本校(或限定的其他学校)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学位。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每一位文科研究生,如考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获得硕士学位后都有一段继续选修课程、为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做准备的阶段,通常在一到两年之间。在此期间仍然在研究生院注册,身份是“研究生”(graduate student),交纳学费并享受研究生待遇。

      国内的研究生培养体制没有设立这样一个阶段,硕士生获得学位后必须离校。如果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学生有两个选择:一是在硕士学习最后一年的答辩前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二是离校后自学备考。相比之下,美国大学的管理体制能够使学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选课学习,为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和今后学习打下更坚实的学科基础。这两种体制方面的差异对于录取博士生的质量有很大影响。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每年组织两到三次博士生资格考试,具体时间由系学术委员会根据报名情况和教授们的活动日程确定。考生在报名时要申报自己的“主修”和“副修”专业方向,因为会根据考生申报的“主修”和“副修”分别出题。我当时选择的主修是“人口研究”,副修是“城市研究”,这是导师向我提议的,也与我在硕士学习期间的选课结构相关。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资格考试包括4个部分:(1)闭卷考试,(2)主修开卷考试,(3)副修开卷考试,(4)口试。闭卷考试为两个半小时,考虑到我的母语不是英语,特别允许我延长了半小时,从两个半小时延至三小时。

      主修开卷考试形式很简单,每个考生的题目各不相同,由考试委员会秘书给考生一张试题卷,上面有4道大题,学生从中任选两道,限定的答题时间是48小时,可以回家或在图书馆里完成,但不许向其他学生咨询。要回答好这两道试题,实际上要求考生系统地掌握主修专业的知识体系,对相关经典文献十分熟悉。记得我当时选的一道题是“试论述生育率与死亡率二者之间的关系”,回答这道题涉及三个部分,一是生育率研究的发展脉络,二是死亡率研究的发展脉络,三是把生育率和死亡率联系起来研究的文献综述和主要观点评议。我对这道题的答卷大约有14-15页英文,摘引的文献必须是原文并做规范注释,答卷后面附有全部援引文献的详细目录。

      博士资格考试通常延续三周。第一周周一上午闭卷考试,周二早上领取主修开卷试题,周四早上交主修试卷并领取副修开卷试题,周五早上交副修试卷。第二周学生休息,教师阅卷。第三周对考生分别安排单独口试。在考试前一周,考生向系里提交一个独立的调查设计方案,大约15-20页。在口试中,参加口试的教师小组对考生的调查设计方案进行提问,每人的口试约两个小时。这个调查设计方案通常是学生为撰写博士论文所设计的田野调查计划。我当时提交的口试调查设计方案,就是我计划在内蒙古农村开展的人口迁移与族际互动问卷调查的设计方案。

      口试结束后一周左右,系里公布考试结果。这四项考试都顺利通过的考生,即正式成为本专业的“博士候选人”(Ph. D candidate),四项当中若有一项没有通过,在3个月内必须考第二次,而且四项内容要全部重考。在第二次考试的四项中如有一项没有通过,便取消继续学习的资格。有一个比我们高一届的韩国学生,在第二次资格考试失利后离校回国。

      在我们那一届9名学生中,马来西亚学生两年即离校,其余的学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都非常谨慎地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资格考试。在第六学期的中间,系里组织了一次资格考试,留下的8名学生中有4人报名,除我之外的另外3人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和孟加拉国。那位美国学生现在是康奈尔大学教授,英国学生本科毕业于牛津大学,现在是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孟加拉考生的英语很好,来布朗大学读书前是该国大学的统计学讲师。我报名时觉得自己和孟加拉学生相比可能有少许优势,但面试那天,清晨入考场前,临时得知孟加拉国考生突然退出,这给我带来极大压力,甚至考虑过我是否参加下一次考试。

      由于“文革”和插队等原因,我得到机会来美国读书时已经年龄较大,希望尽快获得学位回国,这也是我参加第一次考试的主要原因。当时犹豫片刻,觉得自己既已报名,唯有破釜沉舟。所幸最终顺利通过。

      我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自认为不是侥幸。自1984年5月获得硕士学位到1985年4月参加“博士资格考试”,这一年内我几乎全力做准备。我所做的努力在三个方面:第一,这两个学期我只选修了5门课,而不是通常的8门课,以此保证复习时间,这5门课都与我计划申报的主修和副修相关;第二,我把主修和副修专业核心课程大纲所要求的全部阅读文献重新读了一遍,其中一些当时选课时没有全文复印的论文也全部复印补齐,并按具体专题把所有重要文献的主要观点做了详尽分组卡片,摘录核心段落并做规范注释,以便开卷考试时迅速引用,不用到浩如烟海的论文堆中查找;第三,我把1984年以前5次博士生资格考试中人口学主修全部开卷试题找到,严格按照考试格式要求全部重做一遍。这样既可以把重要专题的理论发展脉络和经典文献加以系统梳理,也熟悉了答题的规范格式和时间把握。

      我至今仍然特别感激的,是我的导师Sidney Goldstein教授把我做的这5套答题仔细看了一遍,并有具体批示和建议。他是美国人口学界的资深教授,70年代曾任美国人口学会会长、布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一直担任布朗大学人口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他对这些答题的批阅大大提高了我参加考试的信心。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淘汰率是较高的,进入硕士课程的一般有四分之一拿到硕士学位后离校,剩下的学生有三分之二在其后一到两年期间先后参加博士资格考试,其中大概四分之一没有通过考试而离校。在正式成为“博士候选人”的学生中,约有四分之一最终没有答辩而放弃学位,淘汰率很高。放弃答辩的原因各不相同。美国学生通常没有奖学金,如果家庭不提供资助,通过资格考试后只能“半工半读”为自己挣取学费和生活费,如果拖的时间较长而且工作稳定,有的人会放弃学业。有的学生由于在选题和论文思路上与导师发生重大分歧而放弃,有的因为导师退休或调到其他大学,沟通不便而放弃。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近几年的研究生培养情况:2011年硕士毕业3人,博士毕业5人;2013年硕士毕业3人,博士毕业9人;2014年硕士毕业12人,博士毕业9人;2015年硕士毕业6人,博士毕业4人。2011-2015年平均每年毕业硕士6名,博士6.5名。2011-2015年该系教师为19-22人,都可以指导博士生,以20人计算,最精准资料持码,教授年人均毕业博士0.3名。

      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1-2015年期间约有40名教师,其中博士生导师18人,平均每年毕业硕士85.4名,博士21.2人,导师年人均毕业博士1.2名,是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4倍。据我所知,北京大学有些院系和其他大学导师年人均毕业博士人数还要高于社会学系。

      在布朗大学成为“博士候选人”后,系里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委员会通常由3名以上教授组成,其中至少1名来自其他院系,以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和视角,其他成员来自本系,委员会由主要导师担任主席。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3)认为:“我国目前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可称为兼取欧美的培养方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中国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导师指导小组的作用,对课程的要求也介乎欧美模式之间,既不像欧洲博士生那样通常无需修课,也不像美国博士生那样要修大量的学分。”

      其实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实情。美国学生在博士生期间的修课任务并不重,主要课程在硕士学习期间和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期间修完了,只需要根据博士论文选题特定领域的要求选修本系或其他院系的少量课程。以我在布朗大学的学习经历为例,我在硕士学习两年期间修了21门课,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的一年期间修了5门课,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后的一年半期间,只修了两门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博士生学习期间要求修18个学分(约9门课,其中包括政治课3学分和外语课4学分),明显多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要求。

      尽管在博士资格考试中口试环节的主题是“调查设计方案”,但是真正的博士论文研究设计报告(dissertation proposal)无论在篇幅上还是深度上都要远超口试答卷的内容。

      以调查数据信息(如问卷调查、社区调查、抽样系列访谈等)为基础分析资料的实证性专题研究的博士论文,在结构上通常有以下几个部分:(1)导论(说明选题原因、学术价值和应用性意义);(2)相关选题研究文献综述(对主要经典文献、研究脉络、核心观点进行梳理,指出已有研究的缺陷和不足);(3)本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和需要以实证材料验证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模型;(4)方法论讨论(具体调查方法、访谈提纲、样本规模设计、调查问卷、抽样方法等,以及对这些方法利弊的讨论);(5)介绍调查过程和样本整体结构;(6)调查数据分析,假设检验及讨论;(7)研究的结论或讨论。

      布朗大学的博士生在开展实地调查之前,必须在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完成论文研究设计报告。这一研究设计必须包括上述7个部分的前4个部分,从论文篇幅上讲,大约占论文最终稿的三分之一。记得我写的论文研究设计英文稿有60多页,附有调查问卷和抽样方法设计。在通过资格考试后,我用了约3个月时间在口试答卷的基础上修订完善这个研究设计。

      根据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要求,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研究设计需要在全系师生午间研讨会上做正式报告,听取与会者的质询和建议,时间约为一个半小时,指导委员会成员必须参加。报告会结束后,指导委员会和学生一起对报告会中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学生用2-4周时间完成修订工作。在修订稿的基础上,由指导委员会决定学生是否通过了这个环节并允许进入下一阶段(如开展实地调查)。

      自我在1982年成为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至1987年春博士论文答辩期间,每年5月份系里都资助本系人口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出席在不同城市召开的美国人口学会年会,包括机票及会议期间旅店住宿费用,我一共出席了4次。对于初入专业的研究生来说,有机会出席美国顶尖人口学家汇集的学会年会,聆听会长的主题发言,出席各专题分组会,观察学者们在分组会上的对话与讨论,无疑是感受学术氛围、开阔学术眼界的最佳机会。而且研究生们可借此机会接触自己论文专题领域的顶级学者,当面请教并建立学术联系。

      相比之下,国内博士生到其他城市出席重要学术会议的机会很少,主要是缺乏旅行资金支持。近期各学校设立项目,资助研究生出席学术会议。但是申请手续极为烦琐,获得资助的概率很低。这一问题已经受到关注。

      有关博士论文写作与导师指导方式,美国大学与国内大学相差不多。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课程“reading and research”,就是由指导教师每周与研究生进行定期交流和讨论,指导学生完成论文写作。

      1985年的夏天和秋季学期,我回国从事问卷调查和数据录入。在冬季返回布朗校园后的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我两次注册这门课。我的博士论文有13章,基本上每周完成一章的写作,与导师交流时交给他这一章的初稿,然后从他那里拿回上一章并听取他的修改意见。初稿上有导师许多批注,他不仅从专业方面提出修改建议,而且也改正我的英语语法错误。从1985年12月返回校园到1987年2月初正式答辩,我没有再选其他课,全力以赴地进行论文写作。

      布朗大学的博士生没有固定学制,通常不超过九年,有人拖到第九年就放弃了。答辩时间由指导委员会决定,当指导委员会认为论文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准时,就组织正式答辩会。一次只安排1名学生,通常为3个小时,学生报告半个小时到45分钟,其余时间都是提问、回答和讨论。我的答辩会在1987年2月4日举行,除了指导委员会3名成员外,本系还有2名教授出席,但论文答辩书上正式签名的只有指导委员会成员。

      答辩后,指导委员会对论文的进一步修订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学生完成修订后再次上交论文,通过后由社会学系上报校学籍管理部门。学籍管理部门收到修订文本后,给学生提供一封正式证明信,表明这个学生已通过答辩,可以博士学位获得者合法身份申请工作。因此答辩时间对学生就业的时机影响不大,答辩通过后下个月即可以学校证明信申请教职或其他工作。无论何时答辩,正式学位证书在每年5月下旬的全校毕业典礼时统一发放。

      美国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没有固定学制,论文何时达到了要求,就何时安排答辩。学校不提供宿舍,奖学金也不与学制挂钩,这样导师和学生可以根据论文选题的实际情况,比较自主地安排论文选题的社会调查、论文写作和答辩的具体时间表。(待续)